朱载坖笑着看看周如斗，对他话里的嘲讽之意丝毫不以为意。在朱载坖眼里，这个周如斗已经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朱载坖只是问道：“周绣衣巡按南直隶，难道对于苏松等处的土地兼并丝毫没有察觉吗？”

    朱载坖接着说道：“周绣衣巡按南直隶，州县欠粮，可有良策？单松江一郡耳，而积逋至百四十余万，孤催征以来，清欠六百余万，江南逋负，动至数百万，其在苏吴， 十居其五，周绣衣岂不知乎？”

    面对朱载坖尖锐的问题，周如斗有些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苏松之地，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欠粮的是哪些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

    周如斗请命蠲免欠粮，最终的好处落到谁的手里，其实大家都清楚。

    朱载坖问道：“诸位学士，孤记得太祖曾经对苏松之民有过诏书，诸位可还记得。”

    李春芳率先反应过来，说道：“殿下，说的可是太祖晓谕东南之民不得欠粮的诏书？”

    朱载坖点点头，李春芳当即将这份诏书的内容背诵出来了，朱元璋在诏书警告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的东南之民，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朱载坖问道：“周绣衣，这可是太祖的诏令，孤为人子孙，岂有不尊之理。苏州府积逋难清，是徒有赋重之名而无其实。周绣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面对朱载坖的逼问，周如斗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朱载坖在苏松的催征是搜刮民财，同时还劝朱载坖立马回南京，否则他就会上疏弹劾朱载坖。

    朱载坖只是笑笑，真想问一句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真当嘉靖不知道你们这些烂事，很多时候，嘉靖只是不愿意和这些人计较而已。

    既然话不投机，朱载坖觉得也就没必要在和周如斗说下去，朱载坖只是淡淡的说道：“周绣衣大可以上疏陛下，孤亦有天子剑也！”

    周如斗起身说道：“殿下这是何意？”

    朱载坖说道：“只是提醒一下周绣衣，孤和陛下一样，身上流的是太祖、成祖的血。”

    将周如斗送走后，朱载坖随即写奏疏，将周如斗蠲免税粮，谋求生祠的事情捅了出来，同时朱载坖弹劾周如斗沽名钓誉，妄为淫祀。

    何为淫祀，《礼记》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即以私利贿神以求其护佑、 降福，而神明具有健全的理想和品格，不会接受非礼的奉承和贿赂。朱载坖给周如斗整了个大罪名，淫祀可不是小事，从太祖起，大明朝廷对于各类宗教活动就极为警惕，毕竟朱重八自己也混过，太了解这些是些什么玩意。

    所以这个罪名很是要命，但是要真的定周如斗这个罪名，却很难。

    因为大明虽对正祀和淫祀加以区分，但其两者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划分正祀与淫祀的标准为朝廷和地方官员打击淫祀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祠祀性质是淫祀还是正祀留下了弹性空间。

    很多时候，是否是淫祀，只在地方官员的一念之间。尤其是在苏松等地，但凡是能够为苏松争取蠲免赋税的官员，都会被当地士绅建庙供奉起来。

    苏松的士绅们对此还振振有词，历任苏州知府对此也是放任不管，甚至当朝廷详查此事的时候，他们还上疏称：邦国之有祀事重矣，故郡邑首列常祀，而先正先贤或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法施于民者，祀亦次之。所以昭崇报也，至于上下神只，私祀虽多， 要皆关系民风，非淫祀。

    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

    朱载坖找来赵文华，商量此事。赵文华肯定是没什么指望捞到生祠了，他对此也是极为反感。

    赵文华说道：“凡之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国家重祠庙之祭，教以效化也，而今在苏松，失其本意也。”

    赵文华接着说道：“国家容忍生祠，本为贤臣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以见贤思齐也。”

    朱载坖点点头，这确实是朝廷能够容忍生祠的原因。朝廷积极表彰循吏，这是儒家仁爱政治观和治政为民价值观的体现。 同时也为官员树立了楷模，后世则形成了颂扬、纪念循吏惠政的传统。

    同时对于循吏的表彰，也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表彰办法，如建祠立碑、碑记撰写、留靴请留、遮留哭送等成为循吏与楷模的产物和表征。

    说白了，生祠碑记在彰显良吏善政的同时，也在向人们诉说恶吏的恶政， 正是因为前任官吏未能造福地方民众，所以当现任官员造福一方时，地方民众就大为感恩。

    朝廷希望通过对善吏、恶吏之间的强烈对比更能使善者永远被人怀念感恩，恶者永远被人唾弃。 地方官吏、民众、士绅亦通过这种褒善贬恶的方式告诫后世官员，如果施行善政，会被铭记，反之亦然。

    对于朝廷来说，被立生祠的地方官员多有治迹、惠政，而且爱民如子，造福一方， 朝廷通过被立生祠的官员在地方上树立循吏的道德标杆与精神象征，不仅可以激励继任官员景仰追慕，使之见贤思齐，也可以在地方上树立国家权威，控制地方的文化资源、振文教、教化民众。

    但是到了如今，生祠早就不是当初的意义了，生祠祈福报恩之义日益微小，成为官场之间阿谀奉承的政治手段。这对国家正祀、社会风气、官场交往等都产生了强烈冲击。

    本来大明初年，乘次多是百姓主动自发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君子有惠政，则惠德之民将戴之如父母矣，泽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于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则相与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朝廷、地方、百姓都在无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 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将其作为他们为官生涯的最高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