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的九月，秋阳暖暖，微风轻柔地拂过大地。还未满七岁的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满怀着好奇走向甄家庵学校，准备报名读书。那时的我，心里有着别样的念头，觉得应该先让大姐和二姐去读书，我排行老三，总觉得她们上学了我才能去。父母拗不过我的执拗，在我的坚持下，大姐陪着我一同去报名上学。可惜大姐只读了一学期，就因为家里实在需要她帮忙，无奈辍学了。

    而我呢，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根本不是去读书，纯粹是去学校玩耍。崭新的书本被我在书包里折成小卷卷，成了一堆废纸。真正开始认真上学读书，是从 1966 年 9 又重新读二年级开始。

    然而，命运却好似故意捉弄人。就在我满心期待开启真正的读书之旅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学校的秩序被彻底打乱，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继续重读二年级，而且基本上不再上课。

    去学校也只是协助高年级学生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时的我才九岁，只能当一个小小的帮手，而那些大孩子则仿佛有着更大的权力。

    那时的局面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年龄不符合要求，我们这些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聚集起来，游行到公社所在地的办公室门外。

    我们大声呼喊着口号：“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前进！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方向！”公社领导面对我们这群孩子也很无奈，等我们呼喊一阵子口号后，来了一个姓唐的秘书。

    他神情严肃地说道：“我们对小将们的热情表示支持，然而，你们目前还不适合外出或者进行大规模的行动。现在期望小将们就在本地做出努力。”

    说完这些话，我们再呼喊几句口号，便又返回了学校。就这样反复折腾，没有尽头。

    老师整日浑浑噩噩，学生也是懵懵懂懂。

    老师讲课无需备课，学生上学不用考试。一个学期过去，除了发放两册奇怪的文选，竟然连课本都没有。

    大好的时光就这样无端地流逝了，那灿烂的朝霞与红日仿佛也失去了滋润普照的机会。

    我家紧邻河口集街，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街上游行，呼喊口号。

    街上所有面向街道的墙壁上都张贴着各种纸张，仿佛一张张呐喊的嘴，诉说着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起初张贴的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之后变成了一些更加让人困惑的标语。那时的我年纪小，不明白这些标语的含义，还是通过老师的讲解才知道被打倒的那些人是走错误道路的人。

    我每天跟在大孩子身后胡乱喊着口号，根本不用去学校上课。

    课堂上，老师只管讲述，学生听不听他也不管。课堂上的人数不固定，不点名，也不过问谁迟到早退。

    有时候有三十人，有时候二十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听课。

    反正上不上课全由学生们自己决定。在课堂上如果有学生觉得老师讲的内容不符合要求，就立刻振臂高呼口号，所有学生都会跟着一起呼喊。

    老师会停下来，等口号呼喊结束，可以接着讲，也可以讲口号的内容，或者回答学生的问题。反正“师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升学不是不考试就是开卷考试，老师甚至会把试卷答案写在黑板上。

    还会加上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考不起来，抄一遍也是好的。”

    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关心、了解并且爱护我们这些学生。

    有时候，我们也会协助大班学生张贴纸张，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下学期，情形有了新变化。原先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整天挂着一块用黑板做成的牌子，站在通往学校门口的大路上，由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押着。

    牌子上写着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那两个学生臂带红袖章，手持木棍，双目炯炯有神，不时地按下老师的头，让他“老实点，向同学们低头认罪”。

    我满心疑惑，询问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秦保华、吴作祥：“为什么要让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有时还要跪下来向学生请罪？”他们告诉我，老师是追随错误方向的人。

    我实在难以理解，错误的方向远在天边，老师成天和我们在一起，他要是晚上去追随错误方向，早上也根本赶不回来给我们上课啊。

    当我还想再追问个究竟时，大班的学生说：小孩子不懂就别问那么多，反正知道他是错误方向的“追随者”就行了。

    不到一个星期，学校所有的墙壁上都贴上了各种让人困惑的纸张。

    一些老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成了错误方向的“追随者”。

    我自幼就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常常愣头愣脑地问六年级学生，怎么突然间学校就有这么多坏人呢？有的大孩子不耐烦了，就不让我跟着他们。

    过了没几天，街上又贴出了打倒一批人的纸张。

    这些被纸张打倒的人分别是一些重要岗位的负责人。他们家的子女，不少都是在中学读书的学生，这些学生看到自己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个都躲在家里不敢上学了。

    我们同班的几位同学，刘素珍是中学校长的女儿，张勇平是重要岗位负责人的儿子，郑亚萍是税务所所长女儿，李奇连是公安派出所长的儿子。

    前几天，她们还和我们一起跟着大班的学生喊口号，可今天就成了执行错误教育路线的“坏孩子”。

    往日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子女想和她们一起玩，她们都爱理不理的。现在她们家被贴满了纸张，这些“坏孩子”在我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了。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反正河口街就那么大，这些被打倒的人的子女，经常能碰到。她们不像以前那样神气了，也没有权力帮大年级的学生贴纸张，只有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子女才有资格跟着学生去贴纸张。

    不过时间不长，这些被打倒的人的子女也开始投身“改变”队伍了。她们一个个都表示要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的方向这边来，和自己的父母决裂，当积极向上的学生。

    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子女还是欢迎她们的。

    学校的学生头头们让这些孩子主动写批判稿纸张贴在街上，大胆地揭发他们的父母是怎样执行错误路线，与普通家庭作对的，又是怎样反对正确方向的。

    李素霞的哥哥是六年级学生，他带头贴出一张揭发他父亲的纸张，说他父亲经常在他们面前鼓吹错误教育路线，企图毒害他们。

    他代表她们家姊妹四人，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限，做积极向上的学生，坚决和他父亲这个走错误道路的校长作斗争。

    他还详细说出李校长如何压着学生读书，不让学生进行积极的活动等等具体问题。

    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干部子女都写了类似的纸张，一个个都回到了正确的方向中来，学校的“改变”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那个特殊的时期，学校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混乱的气氛。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教室里，却无法驱散那股压抑的气息。同学们的脸上写满了迷茫和困惑，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我常常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着窗外的世界，心中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一切都变得如此混乱？为什么老师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教学？为什么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如此复杂？

    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那条贴满纸张的街道。那些纸张上的话语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故事，却又让人难以理解。我有时会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那些纸张，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答案。但往往只是让自己更加困惑。

    在学校里，老师们的状态也让我感到担忧。他们不再充满激情地讲课，而是机械地重复着一些话语。有的老师甚至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我想，他们一定也很无奈吧。

    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干部子女们，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惹出什么麻烦。而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在这场变故中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但这种自信中又夹杂着一丝不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后果。

    有一天，我看到老师被押着站在学校门口。他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无奈，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绝望。我心里一阵难过，曾经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想上去和他说句话，但又不敢。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心中充满了同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里的“改变”运动似乎越来越激烈。同学们纷纷写起了批判稿，揭发自己的父母或者老师。我看着那些纸张上的话语，心中充满了矛盾。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也不知道这场运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成长起来。我开始学会思考，学会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不再盲目地跟随着大孩子们喊口号，而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

    终于，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老师们重新开始认真教学，同学们也不再那么混乱。那些贴满街道的纸张也逐渐被清理掉，仿佛一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我松了一口气，心中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能够走出这段黑暗的时期，迎来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