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育种队长期间，每天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

    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在往返的途中，必须经过公社化工厂女工宿舍住地。

    有一次在回来的途中，车后夹着的一本书不小心掉了下来，被一个女孩捡到了。

    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她已经将书拿在手中，腼腆地走上前来，叫着我的名字问：“甄皓，你怎么天天打这里过？”

    她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一时之间竟语塞了，只是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声“谢谢你”！

    “你这人倒挺客气。”她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她调皮地回答。

    我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她更加调皮地回答：“大名鼎鼎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看过你的信呢？”

    听到她这句话，我的脸顿时唰的一下红了。正在我尴尬无语的时候，后面有人叫道：“小刘，快过来，有人找你！”这女孩转过脸再次和我彼此对视了一下，我也再次道了一声谢谢，然后推着车子走了。

    我推着车子，一边走一边心里犯嘀咕：这位姓刘的女孩，怎么会看过我的信呢？我又没有给什么人写过信啊，她怎么能口出此言呢？这可不像在开玩笑啊！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脑海里忽然闪起前不久在公社召开团委委员会议的时候，我曾和钟萍委员在会场上开过一个玩笑的过程。

    钟萍是本公社常集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也是一名年轻党员，和我在同一时间当选为公社的团委委员。

    经过几次会议的相处，我们彼此逐渐熟悉起来。我了解到她和我同龄同岁。

    在会议休息期间，一些年龄较大的委员们总是喜欢拿我们开玩笑。后来，方知堂书记干脆当着我们的面，撮合我们建立恋爱关系。然而，钟萍并没有强烈反对，只是微笑着默认了。

    中午休会的时候，方书记带着一抹狡黠的笑意催促我主动些，那目光像是看穿了我心底潜藏的一丝羞涩与期待。

    于是，下午继续开会时，我像是被一种微妙的力量驱使着，撕下一张纸，笔尖在纸上划过，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写道：“钟萍美女，方书记他们在开玩笑，不知你是否愿意当真。如果你有意与我相处，下次开会时请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愿，就当这是一张废纸扔了，我们仍以同志相处。顺致，敬意！甄皓。9月18日中午。”

    写好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叠起来，像是捧着一颗脆弱的心，递给了她。

    等到第二次开会，我们的目光偶然交汇，那一瞬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电流在空气中穿梭，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了视线。

    以往开会时，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可从那以后，中间像是隔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我们一般都会隔着几个人坐。我当然想到钟萍肯定是把我写给她的便信当废纸扔了。

    方书记等人从此以后也识趣地不再开我们的玩笑了。

    可事后多时，我常常陷入深深的后悔和羞愧之中。我懊恼自己当时怎么就听了方书记的撮合，写了那张纸条呢？这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泛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

    这个刘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要知道，除了给钟萍写过那个便信，我还真的从未给别人写过类似的东西。

    钟萍这人怎么能这样不尊重人呢？扔就扔了，还能当着戏弄别人的资本吗？这个疑问像一只小虫子，在我心里不停地挠着，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第二天，我怀着满腹的疑惑向妇联主任的女儿方吉银打听情况。

    果不其然，就像我心中隐隐担忧的那样，这位刘姑娘所看的正是我写给钟萍的那封便信。

    事情的真相如同一个荒诞的故事。钟萍当时正在和刘姑娘在部队当兵的弟弟谈恋爱，两人的关系已经基本确立。

    她为了让刘姑娘知道她和其弟弟的相爱是真心且唯一的，竟然把我随手写的便信拿给刘姑娘看，还征求她意见问是否要回信。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对我的极为不尊重或嘲讽。

    我的信就像一片被随意丢弃的树叶，肯定是被当作废纸扔掉了。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刘姑娘亲口告诉我的事实。

    当时的我，对钟萍的做法感到无比困惑，这种困惑就像一团迷雾，在很长时间里都笼罩着我，让我无法理解她，更无法原谅她。

    方吉银误把我打听刘姑娘是哪里人的事，当作我有心求爱的动机，将这件事告诉了刘姑娘。

    几天后，当我再次经过女工宿舍时，被几个姑娘喊到了她们宿舍门前。那场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我站在那里，像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在接受她们的考察。

    在那五六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当中，刘姑娘就像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她那雪白粉嫩的肤色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略带红晕的笑脸如同凝聚的朝霞，明亮而动人，两个眸子恰似两潭清澈明亮的秋水，仿佛藏着无尽的神秘。

    在聊天过程中，她银铃般的笑声不时传入我的耳中，就像山间跳跃的清泉，和她们交谈让我感到无比轻松和愉快，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从那以后，每一次经过她们的宿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两下手铃，然后眼睛急切地寻找刘姑娘的身影，看看她在做什么。

    有时在很远的地方，我就能听到她那熟悉的笑声，在众多姑娘的欢声笑语中，我总能精准地分辨出刘姑娘的笑声。

    那笑声就像一根无形的丝线，轻轻地缠绕在我的心头，久久萦绕不去。

    渐渐地，我内心深处开始滋生出一种想要经常见到她的强烈渴望。

    于是，我每天都很有规律地早出晚归，总是掐着时间在规定的时刻经过那里，只为了能看到她那粉如桃花的笑脸，那笑脸就像一道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那段有些灰暗的日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鼓起勇气，正式通过方吉银的母亲也就是河口大队的妇联主任向她求爱，并恳请妇联主任做我们的媒人。

    妇联主任转达了我的心意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除了每天短暂的见面，有时她还会特意在路头等我，和我说上几句寒暄的话，那简短的交流就像丝丝细雨，滋润着我心中那片刚刚萌芽的爱意。

    大约一个月后，刘姑娘约我在她们的宿舍外面散步聊天。

    那天的气氛有些压抑，她没有了往日的笑容，那银铃般的笑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不停地叹息着。她的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告诉我她叫刘常英，按照辈分，她应该比我大一辈。

    因为我的母亲也姓刘，所以她觉得我们不能在一起。我急忙解释说，你和我母亲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而且姓刘的人也并非同出一源，不知隔了多少代人了，根本没有实际联系。

    她又说道：“我姓刘是跟母亲姓的，我父亲是安徽定远人，姓杜。”我连忙解释说：“那就跟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低下头，轻声说：“主要是我母亲说这样将来不好处。”

    说完这句话，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沉重得让人感到窒息。

    一直到天黑分手的时候，我心中的情感像是决堤的洪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轻轻地拥抱着她。她先是顺从地依偎了一下，随后像触电一般猛地推开了我，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我们不能这样。”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

    接下来的连续几天，我都像一只受伤的小鹿，绕道而行，不敢再经过她们的门前，生怕那扇门背后的回忆会刺痛我脆弱的心房。

    然而，几天后，她又出现在路头，手里拿着一双当年时髦的松紧口灯芯绒鞋子。

    当我看到她的那一刻，心中五味杂陈。我下车后，她热情地迎了上来，将鞋子递给我，眼中噙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我们虽然不能成为伴侣，但可以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我近期要到芜湖去参加培训，估计要半年时间，如果快的话，三四个月就能回来。

    我帮你赶做了一双鞋子。我比你大两岁，以后你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姐弟相称。等我回来，再帮你做一双鞋子。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我走以后，如果你有了心仪的人，可以定亲，作为姐姐的我会为你高兴的。”说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地挂在她的脸上。

    我接过鞋子，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艰难地说了一声：“谢谢你，姐姐！”然后转身推着车子走了。

    我走了很远，忍不住回头看时，她，我亲爱的姐姐，还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我远去的背影，那画面就像一幅定格在记忆深处的油画。

    爱情啊，它就像一个神秘的魔术师，既能带来无尽的快乐和幸福，又能让人深陷沮丧和痛苦的泥沼。

    它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人消极、颓废，甚至失去理智而走向堕落，也能赋予人奋发向上、充满活力的力量，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虽然我们现在因非情感障碍不能走到一起，但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灵魂深处也曾渴望着高尚的结合，只是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

    我们相互爱慕，彼此怀着忠诚、善良、崇高和圣洁的心，这是苍天都可以见证的。

    虽然我们的分离充满了凄惨，但这并不会成为伤害我们的利刃，反而像是一种特殊的纽带，让我们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

    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关爱，这种情感更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

    第二天，她和其他几位姑娘踏上了去芜湖学习的旅程，而我依旧留在育种队努力工作着。那是1979年12月底的事，当时她23岁，我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