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恰似一场无法预测的戏剧，而我在这宦海之中，宛如一个在舞台上艰难前行的演员，每一步都充斥着纠结与挣扎。

    初中同学尚鲁全，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是个热情且真诚的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微风轻拂的日子，天空湛蓝如璀璨的宝石，云朵仿若洁白的悠然飘浮在空中。

    尚鲁全迈进我在河湾任书记的办公室，他的眼眸中满是期待，仿佛那里面蕴藏着无尽的希望。他恳切地对我说：“老同学啊，你可得帮我这个忙。让我妹婿和表兄弟担任村里的‘三大员’吧。”

    我一直将他视作挚友，面对他的请求，我的内心着实为难。我暗自思忖：这干部任用可不是小事，怎能随意呢？但我还是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个饭，期望在轻松的氛围中好好谈谈此事。

    酒席之上，美味佳肴摆满桌子，香气四溢。我真诚地凝视着尚鲁全，缓缓说道：“老尚啊，咱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情谊，我自然是格外珍惜的。

    你的请求我也牢记在心了，可干部任用绝非一件小事，我必须按照正常严格的程序进行考察。如果他们基本符合任用条件，我肯定会优先考虑。”尚鲁全听了，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

    然而，当派人仔细考察后，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这两人基本素质实在低下，群众基础更是薄弱得可怜，根本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心中充满了纠结与矛盾。我深知，这个结果肯定会让尚鲁全失望，可我又不能违背原则。我纠结地想：一边是友情，一边是原则，我该如何抉择呢？最终，我还是决定坚守原则。

    我亲自找到尚鲁全，详细地向他说明了情况，满心希望他能理解。

    尚鲁全听后，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沉默了许久，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知道了。”便转身离去。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愧疚与无奈。我在心里默默叹息：难道我们的友情就这样破裂了吗？

    后来，我担任副县长后，又是一个阴雨连绵、让人心情烦闷的日子。雨滴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忧愁。

    尚鲁全再次找上门来，他的语气急切而强硬：“如今你既分管农业又联系河湾工作，新任书记又是你的老部下，只要你说句话，他们就能当上‘三大员’。”

    我看着尚鲁全，心中无比纠结。我深知，朋友情谊固然珍贵无比，却绝不能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肮脏的交易。

    我在心里挣扎着：如果我开口，金开炜定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用了这两人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不用又无法向我交代。我沉默了许久，

    最后坚定地说：“老尚，我不能这么做。我有我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破坏了公平公正。”

    尚鲁全听后，眼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从此，尚鲁全与我恩断义绝，再无往来。

    那一刻，我的内心被痛苦和挣扎紧紧缠绕。我无比珍视这份同窗情谊，可我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

    我多么渴望他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我的苦衷，然而现实却如此残酷无情，将我们的友情击得粉碎。

    当年在河汊工作时，工业办公室的郝铁炎主任、饶素琴会计还有孙长浩站长，他们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亲密无间，如同一家人。

    那时候，河汊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阳光总是那么温暖。我们一起为了工作努力奋斗，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子。

    我担任副县长之后，心中时常惦记着要去探望这些昔日的好友，可繁忙的工作总是像无情的枷锁，让我将此事一再搁置。

    孙长浩在河湾投资道路改造工程。工程竣工后，验收结果却未达到合同严格的要求，按照合同需扣款 10 多万元，并要求重新施工，否则款项无法依照合同兑现。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空气中弥漫着焦躁的气息。

    孙长浩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他几次托其他县领导一同找我，希望我向金开炜和宫礼银打招呼，对他网开一面，少扣一些款项，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日后必有回报。

    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痛苦的挣扎。一边是多年深厚的真挚友情，那些一起并肩奋斗的日子历历在目；一边是不可动摇的公正和原则，那是我为官的底线和尊严。

    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心中如同有两个小人在激烈地争吵。一个小人说：“就帮他这一次吧，毕竟是多年的好友。”另一个小人却说：“不行，你不能违背原则，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的工作将无法开展。”

    我深知，一旦我为他破例，今后的工作将如同陷入泥潭，难以顺利开展，我绝不能因私人感情而损害公共利益。

    最终，我咬紧牙关，坚守了原则底线，哪怕多年的好友因此与我断绝了来往，我虽心痛如绞，但也在所不惜。

    有一次，常英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在教育局听班上人讲，三弟媳妇朱在课堂上教训了一个调皮的学生。只是吓唬一下，据调查人讲，三弟媳妇并没有做错什么。然而这孩子的父母闹到了学校，非要老师赔礼道歉。这三弟媳妇朱哪里愿意。因为她并没错在那里！”

    那是一个阴沉的日子，天空中乌云密布，仿佛随时都会下起倾盆大雨。我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沉重。我担忧地想：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朱坚决拒绝接受处理，坚决不赔礼道歉。

    结果，这位学生家长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把三弟媳妇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引起的矛盾牵扯到我的头上，信中毫不留情地并夸大其词地称：“打学生的朱老师仗着自己是甄县长的弟媳，打了人还拒不认错。甄县长带头支持纵容其弟媳仗势欺人……”

    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一脸严肃地与我沟通此事后，我感到无比的憋屈和窝囊。

    因为我的弟弟和弟媳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打学生的举动，不存在认错问题，更不需要跟学生家长道歉。

    我更是既不知情，又不存在庇护或纵容的问题。

    对于弟媳在教学中发生的这件事，她更不可能也没必要跟我讲，我弟弟也未曾对我说起。根本不存在支持纵容等情节。

    等事情处理结束后，我才从家属刘常英那里得知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这所谓被打的孩子，竟然是旧友郝铁炎女儿的孩子，也就是郝铁炎的外孙孙女。这写信的人或许就是郝铁炎的女婿或女儿。

    这本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却在当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甚至连市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都以开玩笑的方式跟我表达了他也知道此事。这显然是淮上县教育局在市局某时某刻提及到的。这捕风捉影的教学过程中的小事。居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炒的沸沸扬扬，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皆知。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澜。

    当得知那件事的瞬间，犹如一记沉重的铁锤猛地砸在我的心头，那股剧痛瞬间蔓延至全身，让我难以忍受。我瞪大了双眼，满脸的难以置信，怎么也想不到如此棘手的麻烦竟会不偏不倚地砸在自己身上，更未曾料到这会牵连到曾经的好友郝铁炎。

    我像个迷失在黑暗中的孩子，在心中不停地追问自己，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为何会陷入这般令人尴尬、进退维谷的境地？

    我猜想，郝铁炎及其家人或许一直认定我不但知晓此事，而且还参与了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不然，依照我过去对他的了解，他断不会让他的女儿和女婿做出这般绝情之事。

    当然，在此之前，我和郝铁炎因各自忙于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未曾有过深入的交流和接触。

    记得有一回，郝铁炎曾让他家亲戚饶素琴夫妇送 2000 元现金到我家。常英和他们推让了许久，最后他们趁人不注意放下钱就匆匆跑了。常英把钱交给我，我让驾驶员上门退还给他们，他们当时的神情显得十分尴尬。而我，也没有出面去过多解释。从那以后，几十年来一直至今，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后来，又听说郝铁炎本人患上了较重的疾病。虽然我多次想要抽时间去探望他，但总是被繁忙的事务缠身，未能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最终导致我们的朋友关系逐渐淡漠。

    更关键的是当时觉得，反正他也没有什么事相求，我也没有必要过度挂念这些旧友旧情。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处理许多人际关系问题时，由于自己过于直率，考虑问题过于简单，无法将心中所想与实际行动完美结合，或者说，不能审时度势，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无意间得罪了不少人，给自己埋下了被人忌恨、攻击的祸根，而自己却毫无察觉。

    刚到县政府担任副县长时，我便遭遇了一场棘手的风波。那是一个有些压抑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原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松林森老人为老年委活动，找我索要 10 万元，指明要从农业三项资金中支出。由于我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尚不了解，便耐着性子向他解释，此款需分两次给付，并且要符合相关手续，否则将来追查起来会追究责任。

    然而，老人家却不依不饶，非要求立马答应给钱！并在我的办公室里大发雷霆，对我破口大骂：“别人从来没有阻拦过，你做副县长却要从中作梗。”面对他的怒火，我尽管满脸赔笑，心里却是万般委屈。我的办公室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仿佛随时都会爆炸。我无奈地想：我这也是按规定办事啊，怎么就不被理解呢？

    事后，为了息事宁人，我还是如数给了钱。可没想到，他在“三讲”教育时，仍将此事作为一条意见提了出来，指责我不关心老干部工作。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无奈和委屈，明明是按照规定办事，却落得如此埋怨。

    在这宦海之中，我常常感到孤独和无助。我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却也因此失去了许多珍贵的友情和亲情。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我知道，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许，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