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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光宗走了以后，李书记、钟主任跟谢赟一合计，确定了接下来几天的工作：开会、培训！

    务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大家解释清楚、明白，政策只是一句话，但是要落到实处，必须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好好讲一讲。

    谢赟借鉴后世开各种论坛、交流会、培训会的经验，制定了详细的会议流程。几点开会，谁先讲话，谁来分析政策，谁来分享经验，再来一个交流环节，解答大家的疑惑。

    上辈子觉得这些会议好烦，现在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的话，上面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呢？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接受什么教育？农民该以什么态度对待知青？知青又该以什么态度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又都受制于认知局限，不敢有什么大动作，结果就不太尽如人意。

    不光要培训大队干部，还要去大队进行宣讲，知青来了也要接受培训。

    谢赟制定会议流程，负责讲话的是李书记和钟主任，至于如何讲，谢赟建议道：“咱们先把高风亮节放一放，咱是公社干部，首先考虑社员利益，知青来了咱们这儿，咱们首先要想的不是照顾好他们，不是让他们宾至如归，而且要让这批人为了咱们公社发光发热，为咱们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把咱们公社建设的更好。

    至于他们个人如何得到锻炼、得到学习和提升，我们兼顾一下就行，这个问题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只要是在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同时，也能对社员好，对公社好，咱们就积极支持，尽量协助。

    只有利于知青，对公社没好处的事，可干可不干。有利于知青，有害于公社的事，一定不要干。本质上，咱们是农民，重点、主要考虑农民的事。”

    两位领导点点头，思想转变的非常顺利。

    之前他们主要考虑的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别出乱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那么一点点欺软怕硬的意思，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他们都少了些锐意进取的精神。

    见他们都听进去了，谢赟也就放心了。接下来的会议组织工作自有两位领导的助手王逸鸣负责。

    王逸鸣，也就是之前给各大队打电话通知开会的小王，是李书记和钟主任的助手，人长得十分一般，却有个大美女老婆，他老婆不光长得好看，而且性格好，笑得甜，说话轻声慢语，处事礼貌周到，中午还来给他送饭，整个公社大院就没有不羡慕嫉妒小王的。

    赵红霞就经常跟谢赟嘀咕：“也不知道嫂子看上他啥了。我要是王逸鸣就好了。”

    谢赟简直要笑死。人家王逸鸣虽然长相一般，但对于他媳妇来说，他应该是个好丈夫。他媳妇俞曼青和他一样，今年27岁，看起来依然天真烂漫的跟个二八少女一样，一看日子过得就很舒心，王逸鸣自己衣服带补丁，俞曼青身上都是新衣服，而且是供销社时兴的料子。

    俩人也没有孩子。因为俞曼青怕疼、怕变丑，不想生，王逸鸣也随着她，不生就不生。桃园公社分到的计生用品好像都被那家伙领走了。

    对俞曼青大美人来说，和他的这些优点比起来，可能长相也不是那么重要吧。

    工作交给王逸鸣之后，谢赟就去了趟邮局，把文章和插画都寄了出去。

    寄东西也可以交给王逸鸣做，但是谢赟在办公室里坐久了，就想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活动一下身体，所以她愿意自己跑一趟。

    回来以后，她摸进了妇女主任的办公室。

    公社妇女主任名叫张启恒，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同志，从事妇女工作多年。谢赟跟颜桂香了解过她，知道这也是位做事有原则、有底线，维护妇女权益、坚决不和稀泥的人。

    但是公社妇女主任这个位置，和真正的基层有了一点点距离，管的事情不那么多，相对来讲，她有点闲。谢赟想让她忙起来。

    “张主任。”

    “斌斌，这会不忙啦？”

    “嗯，今天没啥事了。来跟您聊聊天，学学您的工作经验，也了解一下咱们公社妇女工作的情况。”

    张启恒笑道：“坐。你想跟我说什么呀？我可是听桂香说了，你找人肯定是有事要说。”

    谢赟哈哈一笑，“我都已经臭名远扬了吗？”

    张启恒说道：“别胡说，这可不是臭名，这是桂香对你的夸奖。她跟我说了，你这个小同志头脑灵活得很，我们这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同志，正该多跟你聊聊，了解一下年轻人的想法。说吧，想说什么呀？”

    谢赟也不扭捏，拉了把椅子坐她对面，说道：“我想跟您聊聊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的事。”

    国家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了，卫生部1954年7月修订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发表过相关的讲话，主席就曾经说过，“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

    这个时候的计划生育还只是宣传和倡导，也不是要求人只能生一个，而是强调计划性。

    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节育宣传、技术指导工作，对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或在卫生厅内指定专人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但是，1968年，随着运动的兴起，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被取消，计划生育工作也陷入了停滞。

    张启恒笑道：“你说说。之前咱们这儿也做过一些宣传，不过力度不大。”

    谢赟笑道：“这个我也不是太懂，就跟您说说我的一些想法。我看了一些报纸文章和宣传画，觉得晚婚晚育这个提法特别好。

    咱们女人一旦生了孩子，就容易被家庭琐事捆绑，能出来打拼的机会就少了。别的不说，我之前参加民兵培训，女民兵都是没生孩子的，一旦生了，就离不开家。

    还有，生孩子伤身体，尤其是咱们的女社员，生之前在下地，生完之后有的连月子都做不好，就得接着下地，很多人因此而忍受病痛折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说起来，生孩子给女人带来的身体损害太大了。所以我支持少生孩子，晚婚晚育。

    之前报纸上就说了，建议城里男青年28岁、女青年25岁结婚，农村男青年25岁、女青年23岁结婚，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啊。人多长几岁，思想也就更成熟了。不会稀里糊涂的结婚，稀里糊涂的生孩子，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

    张启恒点头：“宣传方面你有什么建议？”【1960年9月发行的海报：《从繁琐家务劳动解放出来，一心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