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飞知道汪汝淳还要继续做他的宣传工作，就没有再和他多说，不久就和完颜萍告辞了。

    接下来几天里，市面上出了一份也是抄录官方邸报的编写而成的《急报选袁崇炮专刊》，沈飞就知道，钱士升和税收的舆论风向已经转变，汪汝淳就对另外一个话题下手了，和汪汝淳接触了一下，知道这是他经崇祯同意专门雇佣了一批刻制雕版的工人赶工刻出来的。把天启年前袁崇焕各种奏疏，以及袁崇焕和王之臣、阎鸣泰几人争论的事情都集中起来编写成册，又请了熟悉辽东军事的东海鹤放道人作了点评刻印了出来。先印了一万册，找了一批报童各处发卖。

    《急报选》是明代邸报的一种增刊，很多实物留存到了现代，图书馆里能找到。袁崇焕被抓后，一直是朝野关注议论的热门话题，刻发这种专刊不仅能纠正舆论，而且绝对畅销，能大大赚上一笔。汪汝淳给这份专刊定价白银两钱，沈飞知道这是很便宜的，只是选择抄写官方邸报市面上就卖七钱，这种专门编选还请了专家点评的专刊卖两钱是超级白菜价了。毕竟汪汝淳的主要目的不是盈利。第一批一万份很快卖光，京城大小官员、外地官员士绅都抢着购买，又加印两万份分发各地销售，共进帐六千两银子，扣除一千两成本，这一波盈利五千两。

    这份《急报选》主要是编选袁崇焕本人的言论进行前后对比，重点处加粗加圈，把袁崇焕前面吹牛，后面无能，前后矛盾的形象暴露了出来。比如前面吹牛“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后面锦州被围，又改口宁远绝不能救援锦州了“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未能”，后面又是一副没有办法，等死的口气“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

    另外汪汝淳担心底层民众看不懂奏疏，还请一大批说书先生在北京各个茶馆、酒楼详细解说。四五天时间，大骂袁崇焕吹牛、无能、草包，就应该拿下的言论已经遍布北京城街头巷尾。

    沈飞和完颜萍尾随汪汝淳来到一个简易茶棚，几个人正在说袁崇焕的话题，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肌肉虬结，猛一看还误以为是胡一刀穿越过来了，却头戴阳明巾，文士打扮的壮汉和一个清癯老者拿着一本《急报选袁崇焕专刊》正在大骂袁崇焕，说幸亏当时后金围攻锦州只有一个月就撤了，如果围上两个月甚至半年，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后果不堪设想。

    旁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似乎以前比较崇祯袁崇焕，和他们争论，脸越来越哭丧，最后问出一句“那按你们说的，难道真的应该弃守关外，放弃宁远、锦州，把军队都撤回来不成”？

    汪汝淳大概是知道宣传的机会来了，上前去说：“正是如此。小兄弟，两军对垒，胜负有时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看着那少年疑惑的眼光转向他，接着说“小兄弟可知道，建奴攻下广宁之后，却并未长久占据，而是很快放火烧毁广宁城池，撤出广宁”，那少年点了点头，说“好像听说过”。

    汪汝淳拍了下手开始了演讲，“建虏尚且明白的道理，为何我大明聪明人这么多，还不明白？建虏唯恐驻守地方过多，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唯恐兵力分散后，建虏老巢被东江毛帅袭击，保不住。我大明为何不明白这个道理？广宁如此大城，建虏尚且不要。宁远、锦州送给建虏，建虏都不会要，为何我大明却非要死守？胜负之势，在于谁能保存更多有生力量，所谓存地失人，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两得”。

    沈飞听说汪汝淳说到了最后几句穿越性的理论，就知道肯定是来源于崇祯。那个少年喃喃地重复着“存地失人，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两得”，似乎有所悟。那个大汉和老者则已经明白过来了，用钦佩的眼光大喊“精僻”，过来请教汪汝淳姓名，汪汝淳推托“鄙人姓名何足挂齿”，看来他明白他做的类似于“地下工作”，应该保持低调。沈飞也知道，关于袁崇焕的舆论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

    晚上，安剑清又找到沈飞，这次是带口信，说崇祯第二天又要去钦天监的观星台会见亲信，请他和完颜萍也过去。沈飞估计这次见的人和上次不一样，崇祯是想让自己去和别的亲信面前亮亮相。

    第二天沈飞和完颜萍早早等在皇宫外，看到崇祯带着高文彩等几个锦衣卫出来就跟了上去，崇祯说上次去观星台见到李之藻时，知道李之藻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地球仪，连利玛窦在给罗马教廷的书信中都称赞过，和他说了想看，让他下次带过来。今天想过去说说土地问题，顺便去看看那个地球仪。土地问题可能一两句说不清楚，为了保密又不能写进官方邸报，就约他一起过去，免得又要书信交流，上次那封长信他写了好几个小时。

    沈飞完颜萍随着崇祯上了观星台，高文彩等锦衣卫把守住门口，传召李之藻、汪汝淳和罗雅谷上来会见，一会儿，崇祯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站起来迎了上去，沈飞和完颜萍只能跟上。李之藻手里拿着地球仪和汪汝淳笑着进来了，后面跟着传教士罗雅谷，沈飞趁机刷了他的拉丁文，上次去皮岛刷了毛文龙的军事能力，这是到手的第二项技能，汪汝淳见到沈飞和完颜萍也在，倒不觉得奇怪，李之藻和罗雅谷则神情有些诧异，多看了完颜萍几眼，似乎以为有一个女子比较奇怪，不过既然能出现在这里，想必都是崇祯的亲信，也没有多说什么。

    崇祯首先夸奖了汪汝淳的工作成效，说他这几天在京城闹的动静不小，很多官员上朝时脸色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汪汝淳笑着回应了一句“草民不过是按陛下吩咐行事罢了”，崇祯这才想起汪汝淳还没有官职，说以他的才能和这次立的功应该有个官位，问他要什么官？汪汝淳拒绝了，说他现在有官位反而不方便，真想当官时会直接提出来，李之藻也帮腔，说汪汝淳的性子用官位束缚反倒不自在，崇祯用中旨任命反而会使汪汝淳成为言官攻击的对象，日子更不好过。崇祯也同意了，说等时机成熟，汪汝淳想当官了就和他说。

    接着崇祯目光转向了李之藻，盯着李之藻手里的地球仪看，李之藻会意，赶紧把地球仪交给崇祯，崇祯看了连连赞叹，称赞怕是西洋各国的地球仪都没有这么精巧，旁边罗雅谷附和，说欧洲大部分地球仪都没有这样精良，称赞李之藻的才能不是一般工匠能比的。崇祯说地球仪能开阔大明人的眼界，只做一个不够。让他和工部官员商量一下，雇请工匠大量制造。这东西现在还是稀罕物件，富人买了做珍玩摆设，在人前炫耀也能起普及知识的效果，不愁没有销路。

    李之藻称赞了崇祯的提议精妙，说这样不仅多了一项收入，而且大明人见地球仪多了，也可能有豪杰志士出海游历，到极远的亚默利加（美洲）和利未亚（非洲）探险。李之藻的地球仪上也标有地名文字，不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地方。旁边的罗雅谷听到这话神色闪过一丝担忧，随际消逝。大概是担心明朝的探险游历者和欧洲的殖民者在美洲和非洲相遇可能发生冲突，但是作为传教士也并不太关心那些问题。

    崇祯把地球仪转到了欧洲的位置，问罗雅谷对欧洲的耕地情况是否了解，沈飞知道说到今天的正题上了。罗雅谷说大概情形知道一些，详细情况也需要查书才行。崇祯说只需要知道大概情形，问欧洲是否有大量土地被少数人占有，大量贫民无地可耕？程度比起大明怎么样？就是欧洲的土地兼并情况比起大明怎么样？

    罗雅谷说欧洲的土地向来是兼并在少数贵族手中，大部分农民都是贵族领地里的农奴，土地兼并对欧洲是一向如此，理所当然的情形，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崇祯问莫非欧洲没有自耕农？罗雅谷说有是有，但是人数比例远没有大明高。原来欧洲土地都是分封世袭，近百年来渐渐可以买卖，但是和大明比起来，土地依旧兼并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以他在大明各地所见到的情形，欧洲土地兼并程度远比大明严重得多。因此欧洲大量无地流民热衷出海殖民，冒险取利。

    崇祯想了一下，对罗雅谷欧洲土地兼并比大明严重得多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说他知道的情况，万历时赐给潞王四百万亩土地，赐给福王两百万亩土地，而且听说成都附近的州县，七成土地是蜀王府的。问欧洲贵族有兼并这么多土地吗？

    罗雅谷想了一下，神情认真地说，他们这些传教士在大明游历南北，也接触过一些藩王，以他们所见到的情形，很难相信潞王有四百万亩土地，福王有两百万亩土地。崇祯好奇地问为什么？罗雅谷说只要通过简单的算术就觉得不可信。四百万亩田都需要佃农耕种，按一个人耕种十亩算，需要四万十佃农，再算上家属，按一比三算，也有一百二十万人。

    如果一个藩王需要打交道的佃农有一百二十万人，这已经有欧洲的一个小国了，管理这一百二十万人，向这一百二十万人收租，需要的力量至少是一支军队，那藩王应该有很强的势力，让人轻易不敢得罪。可是以他在大明的见闻，藩王在地方上没有实权，更不可能掌握军队，朝廷上有很多攻击藩王的官员，很少有替藩王说话的。因此不相信哪个藩王真有四百万亩，两百万亩土地。

    崇祯也点了点头，把目前看向了李之藻，示意他说一样看法。李之藻认可了罗雅谷的说法，说是旁观者清，涉及到藩王宗室，在朝堂他也绝不敢为藩王说话，肯定会被围攻。不过在这里倒可以说几句，成祖以藩王夺取天下，因此对藩王管束很严，以避免重演靖难之役。藩王就藩后形同软禁，没有朝廷命令不能出城一步，否则就是囚禁到凤阳一生。正德时宁王造反后，对藩王约束更严，说话稍有出格都会被弹劾。因此绝不会真容许藩王有这么多土地，所谓赐地四百万亩，两百万亩只是一个名目好听罢了。

    崇祯问“名目好听”是什么意思，李之藻解释所谓的四百万亩，表示藩王能从这些田亩对应的地方领取四万两银子，两百万亩就是两万两银子。看了汪汝淳一眼，说他是徽商，很清楚这点银子在商人眼里是什么数目。汪汝淳点头说商人外出经商一次带的本钱就不只这个数。李之藻继续说，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就是事实上的田主，管理这些土地的也是地方官员，藩王想派人插手也会被赶回去。福王每年两万两银子有时都收不满，派人去核查争执会弹劾围攻。

    沈飞传音给崇祯，说：“藩王就是赐田百分之一的干股股东”，崇祯听到了朝沈飞点头一笑，没有经营管理权，平均一百亩拿一两银子，就相当于拿百分之一干股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