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香梅听到郑红旗说要将高粱红酒厂的事情缓一缓，心里十分焦急，毕竟高粱红酒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只要有高粱，就会有酒。只要有酒，安平就会有税收。

    吴香梅笑着道：“郑县，这次省里规范工业园区，我们安平肯定是支持的，但是我们安平的高粱红是在省里的文件下达之前县里就已经下了批复，如今我们土地都谈得差不多了，已经进入勘察设计阶段了，这缓一缓不知道要缓到什么时候，再说，这钱也不是财政的钱。”

    香梅啊，你现在不仅仅是安平的党委书记，你还是县政府的副县长嘛，看问题啊就不能只站在安平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来看，省上这个政策出台的是非常及时的，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县里来讲，城关镇主要是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业园区是近两年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你们安平乡既有乡镇企业，也有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本来咱们企业的规模就不大，又如此的分散，是无法形成聚集效应的。无序的发展对下一步的规范治理会带来严峻的挑战。既然省地两级都有文件，作为一级政府，我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郑红旗本身就是大学生，理论水平高，又有了在基层的历练，看问题看得更加宏观和长远一些。

    吴香梅道：“红旗县长，这不都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能因为一个文件就否定了发展吧。”

    谈不上否定，红旗县长解释道：“香梅，你的观点没有错，发展确实很重要，但我们要明白，发展不仅仅是盖厂房、上项目那么简单，我们也不能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只有规范了，我们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更持久。”

    吴香梅听着郑红旗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她仍然有些不甘心：红旗县长，你说得我都明白，可我们安平的高粱红项目真的等不了啊。我们已经和粮食局签订了收购高粱的合同，如果项目停下来，高粱消化不了，那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郑红旗知道吴香梅的担忧，他想了想说道：香梅，你的担忧我理解。这样吧，我去跟地区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争给我们的项目开个绿灯。说着就抚了抚眼镜，笑着道：“香梅啊，有时候有些事不要着急，我最近有一个感悟啊，天无绝人之路嘛，有的时候观望观望也许答案就出来了”。

    这句天无绝人之路是郑红旗最近的体会，前些天在地区找钟毅汇报工作，没想到被钟毅拉着去见了刘乾坤。话里话外就听出了下一步地委是计划将刘乾坤放在地委机关的。而位置嘛则是地委办公室主任。当然钟毅的话没有明说，但当了县长，领导的言外之意是自己能够听得出来。之前自己焦虑和刘乾坤竞争县长，当了县长之后又在焦虑和刘乾坤竞争书记，而如今如果刘乾坤留在了地区，自己下一步接替邓牧为的可能性又大了一些。由此郑红旗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千算万算不如天算，这是用传统智慧的解释，而用哲学的思维来看待，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停顿是相对的。一切的焦虑都是杞人忧天。

    吴香梅答道，那就观察观察。

    郑红旗道：也不能仅靠观察，就如同你坐在我这里争取一样，我也要去争取争取。

    对于去地区争取协调，郑红旗的心里没有底，毕竟前两天的时候，陈东富秘书长提出了见面，自己又一次爽约。但身为县长，不可能不与行署打交道，思索再三，还是与陈东富主动打了电话。

    呦，是红旗县长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秘书长啊，上次的事情我临时有事，虽然已经给您汇报解释了，但我觉得不足以表达诚意啊，您看下午在不在办公室，我向您当面作检讨。

    事实上，陈东富和郑红旗都是平级，但是陈东富有着领导身边人这个光环，一定程度上，陈东富就是代表着齐永林。郑红旗心里觉得，就算是不打算和齐永林站在一条船上，但实在没有必要去和齐永林撕破脸，这个关系还是要主动去修复。

    陈东富多多少少现在还是希望与郑红旗维系关系，毕竟郑红旗现在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实力派，虽然郑红旗转正之后翅膀硬了不少，但相比于邓牧为，郑红旗起码还有一些感情基础。就道：“红旗啊，您要来我随时在办公室恭候”。

    这就是体制内的现实，心里不知道问候了对方多少遍，但表面上还得保持微笑和谦卑的姿态。恃才傲物、任情使性是成年人的大忌，如果体制内轻易就和别人撕破脸，那么写在脸上的不是幼稚，而是弱智。

    郑红旗约了陈东富，自然是想着通过陈东富来约见齐永林，找齐永林汇报不能没有准备和思路，就叫了秘书卢卫东，把县里要继续上马的企业一并列了清单。

    老葛正同大集上的几个家族的老人做最后的谈判，作为村干部来讲，也想着找乡里多要一些补贴，将每个月的土地租金多要一些。毕竟这些钱群众能拿到多少并不好说，但村委拿到的一定比村民多。村干部拿的是乡里的补贴，这个时候，名义上自然要站在乡政府一边，而实际上则和家族长们唱起了双簧。

    老葛作为大集上葛家店土生土长的人，本身也就是大集上人口比较兴旺的一个大家族，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涉及大集上的事情，只要是老葛出面，多少都会有一丝的薄面，解决起来也顺畅不少。但如今老葛面临退休，很多工作也就不如以前积极性高，特别这事又涉及大集上葛姓孙姓的集体利益，老葛也是不好说太多。老葛心里明白，这事关大集群众的集体利益，也事关自己退休前能否给村里留下一笔可观的集体收入。毕竟高粱红酒厂已经变成了县属企业，这租金不拿白不拿。

    而呈现在会场上则是另外一种表现，几人抽完了烟，就开始大声讨论起来，我的办公室和会议室离得不近，就能听到老葛同大集上几人争执的声音，不时还在拍着桌子。赶巧这个时候，蒋笑笑带着谢白山拿了一些油料票据找我签字，听着老葛浑厚的嗓音回荡在乡大院里。

    蒋笑笑心疼地道：“朝阳，看来乡里给的与群众的期待分歧有些大啊，你也不去看看，老葛大爷马上要退休了，这要是一口气上不来，直接去找了马克思报到，会议室的桌子可没人给你修”。

    谢白山不屑地道：“我老姑父这是黄金草吃多了，找桌子泻火那。”

    笑笑道：“啥黄金草，我最近也火大，给我也整一点”。

    谢白山坏笑了下，道：女同志，女同志不能给。等我啥时候回东北，给你整两斤人工种植的长白山野山参，一样的补得嗷嗷叫。

    蒋笑笑捂着嘴笑道：说谎，吃个人参还嗷嗷叫，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可学了，和萝卜差不多。

    我看着油票，有个七八张，就道：“怎么这个月比上个月多了这么多啊”。

    朝阳啊，现在香梅书记成了香梅县长，每天往返都是几趟，有的时候还要去其他地方开会，一来二去，这油费就上去了。

    我看了看票，就道：“笑笑，你分管党政办，这样下去不行啊，乡里核定的公车汽油总盘子就这么大，一个月的钱半个月都不够啊，何况乡派出所还要咱们解决一部分”。

    知到要说工作，谢白山拿了签了字的票据就走了出去。

    看谢白山出了门，蒋笑笑才道：“实在不行，就把派出所的油砍了，明明公安局就已经给他们了经费，他们还找咱们乡里”。

    算了，乡里的工作离不开派出所的支持，给他们加点油遇到点什么事他们能跑快一点。

    要不我找计生办或者想着企业解决，咱们这么大个乡，解决点油费还是很简单。

    我看着笑笑，就道：“解决油费的事是小事，但不能坏了规矩，你想想，香梅县长的油费该谁出？”我故意将县长两个字做了着重的强调。

    蒋笑笑十分聪明，笑了笑道：“县长的油费肯定该县里出，只是这车是乡里的，县里没有给乡里的车加油的道理，就算是县长也不行，财务走不了账”。

    笑笑啊，你说到点子上了，县长为什么还坐乡里的车。

    蒋笑笑吃惊地道：“你的意思是喊县里给香梅县长配车”。

    对了，是这个意思，香梅县长已经是县长，县长是可以坐轿车的，不能老坐咱们的破吉普，显得低人一等。这样，我去协调一下马县，如果可以，那辆吉普就作为大家的机动用车。

    哎哎，有了车，我们去县里开会就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我马上拿起了电话，在平面玻璃下面的通讯簿里找到了马叔的电话。

    喂，马叔，我是朝阳啊。

    你小子，啥事？

    是这样啊，马叔，我给您汇报，香梅书记现在是副县长了，这车还是我们安平在保障，实不相瞒，油费我们乡里有些吃不消了。

    这点小事，你还找我，你们这么大个乡，哪里找不到些油费，到底啥事，有话说有屁放？

    是，有话说有屁放，这事是不该麻烦马叔，但我签票的时候，觉得没对啊，香梅县长经常坐乡里的吉普，这吉普经常在县里。我这乡长出门开会，都是骑自行车。马叔都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我这乡长骑自行车觉得没面子啊。你得给我调拨一辆小轿车来。

    你小子，现在哪有坐小轿车的份，这样，我给香梅调剂一辆轿车，你，继续坐吉普。

    马叔作为常务副县长，分管着政府办公室和后勤，调剂一辆小车并不是什么大事，一句话也就搞定了。

    蒋笑笑则道：“朝阳乡长，真有你的，几句话，就把车搞到手了”。

    我把看了的文件递给了蒋笑笑，道：“吉普车不好操作，你们开的时候要注意，再有就是，这车是公家的车，一定要爱惜”。

    蒋笑笑马上应了，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就甩了马尾，一走一跳地出了门。

    不多会，吴香梅从县里开完了会，就专门给我打了电话。

    朝阳，方不方便？

    香梅县长打电话，啥时候都方便。

    去你的，有正事，刚刚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了工业园区整顿规范的精神，现在县里计划将工业园区之外还没有动土的项目，先暂停了……

    梅姐，您的意思是高粱红酒厂要搬离安平？

    这个不好说，既然有了文件，我们要先观望观望。

    香梅县长，观望观望，这四个字对于改革开放来讲是何其沉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望观望不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吗？

    以退为进吧，如果贸然上了，最后被叫停，咱们里里外外都不是人。对了，车的事，谢了。说罢，也就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不久，老葛怒气冲冲地到了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了下来，道：“朝阳，身为大集上的人，我都感到丢人啊，太难沟通了。他们知道乡里着急，把土地租金谈到了这个价格。说着比了三个指头，一亩地一年四百”。

    我看着老葛，道：“葛大爷，你这三个指头四百啥意思？”

    老葛看了看自己的指头，道：“被几个老头气晕了”。

    我起了身，给老葛的搪瓷缸子里添了水，道：“一亩地四百，这个价格比工业园区的租金都高啊”。

    是啊，你知道，这边的人抱团，我口水都干了。说着就端起了搪瓷缸子。

    我看着葛大爷，笑道：“葛大爷，不用着急，要保重革命身体啊，如今啊，高粱红酒厂已经是县属企业，我们代建代管，但是刚刚接到通知，项目要换地方，咱们的谈判，不搞了”。

    老葛一脸吃惊道：“不搞了？别呀，你看我这，朝阳，你可得争取啊。大不了，你葛大爷豁出去这把老脸，再去做做工作……”